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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等再一次出现在校园的时候，我已经摇身一变，成为了大家口中“教育局长的公子哥”，而我爸妈成了“亟待双规的人民蛀虫”。

    我抱着书包坐立不安，四面八方射来的异样眼神使我喘不上气，以至于班里其他49名同学的表情在我的脑海中一直记了很久很久。

    看见我的窘境，家里做生意的同学抓给我一堆糖，咧开嘴笑：“路星同学，下次来我家辅导一下我学习吧，你不来上课还能这么厉害，我爸妈都想认识一下你。”

    每天都悄悄化妆的班花同桌饶有兴趣地捅捅我的胳膊：“路星同学，你的鞋子是A&J最新款吗？好好看啊。”

    坐在第一排的眼镜同学撇撇嘴，小声嘟囔：“就装吧，指不定在家悄悄熬到几点呢。”

    当然大部分同学只是用或羡慕，或酸溜溜的眼神盯着我。

    这只是我中学生涯里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事，没有对我和家人的生活产生任何实质影响，但这些微小的碎片一粒粒垒起来后，我那贪心的大脑不亚于被风暴席卷。

    无法忘掉感受到的一切：去年吃的每一顿饭、老师昨天说的每一句话、周围人的每一个眼神……每晚闭上眼后，所有的感受都会被无限放大，更尤其是混杂在其中的负面能量。

    你可以想象自己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，你的路途上会遇到无数鲜花和掌声，但你只会注意到鞋子里那颗硌脚的沙砾。但是跑步的人可以选择停下来把沙子倒出去，我做不到。

    在这些沙子的折磨下，我终于进入了叛逆期。

    我讨厌死这些让我忘不掉的人了。

    我开始整夜整夜的失眠，开始发疯一样汲取各种知识，试图用枯燥的理论模糊生活中的不需在意的细节，试图用心理学和行为学去分析每一个对我不利的举动。

    ——这个时候，我的症状已经不仅是记忆了，还产出了大量分析后的冗余。

    于是我的脑子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，痛苦并未减少，我又一次逃学了。我疲惫地坐在广场的大理石地板上，太阳晒得人脱层皮，我把手伸进口袋想摸张纸擦汗，却从里面摸出一颗糖果，我还记得是试图与我交好的同学给的。

    我剥掉糖纸，把糖粒塞进嘴里，甜腻腻的，而且很清凉，一颗薄荷糖。宛如盛夏的夜里突然吹来一股清风，从舌尖到大脑再到脊柱，都被那种感觉俘获了，那一瞬间沙子也变得可笑起来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我坐在台阶上思考，两只蚂蚁在脚边打架，其中一只把另一只掀下了台阶，举起战利品耀武扬威。

    “对，就是这样。”

    我像个打赢架的孩子那样笑起来。

    父母曾教育我人与人之间必有摩擦，万事计较只会伤人伤己。我现在阴暗地认为那是他们没能力去赢下每一场战斗，只能做这种自我安慰。

    但我不一样，我做得到。

    等我回过神的时候，我已经做了很多可笑的事情。

    比如，我记下了内地三千只普通股的近三个月走势和资本市场信息，一个股票研究团队几年都研究不透一个行业，我却可以一个人跟踪全市场动态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就将家里的资产翻了三倍。

    比如，我可以记下全市所有名人的行踪轨迹还有性格爱好，每天装作有心无心与他们相遇，从某人那里获取信息再与另一人交换，从而一步步打入当地的权贵网络。

    再比如，就像网络上的段子“最赚钱的方法都写在刑法里”所说，我可以用常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去研究最严格的法律法规，确保自己能最大化收益的同时而不会跃过那条红线……

    我记下了三大本关于“如何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爬到所有人头顶”的笔记，可笑的是经过初步试验，那里面居然真的有可行的举措，更可笑的是集结大量信息后，我的脑子里还有更多条没来得及记下来。

    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会疯掉。

    2025年，十八岁这年，所有人高考那天，我已经躺在了手术台上。

    医生把戴着橡胶手套的双手举在胸前，透过防护镜望着我：“最后确认一遍，你是自愿参与冬眠技术临床试验的吗？”

    我躺在一个盒子样的手术台里，四周是冰冷的管线，逼仄得仿佛棺材。我闭上眼，一如合同约定的那样：“是的，患者路星，病症超忆症，现自愿成为冬眠技术一期临床试验志愿者，希望你们将我送到能治愈疾病的那天。”

    医生只说：“祝你好运。”